贞观政要_卷五论忠义译文

查阅典籍:《贞观政要》——「贞观政要·卷五论忠义」原文

  冯立,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,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,太子死后,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,冯立感叹道: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,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?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,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,然后对手下随从说:“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。”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,第二天,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,太宗对他说:“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,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,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?”冯立哭着回答:“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,希望能够为他卖命,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,我没有顾忌太多。”说完悲痛不已,太宗好言安慰他,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,冯立对他的亲信说:“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,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。”不多久,突厥攻打便桥,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,杀死突厥兵许多人,所到之处无人能敌,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。当时,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,等敬君弘、中郎将吕衡被杀,士气低沉,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,谢叔方下马大哭,离开了军队逃走了,第二天便自首了,太宗说:“谢叔方真是仁义。”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,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。

  贞观元年,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,感慨地说:“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,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,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,也没有人能超过他。”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,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,并写了一封信:“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,因此有这些馈赠。”隋朝末年,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,到义军攻克京城时,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。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,不离左右。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,思廉严厉地叫道:“唐公举义兵,本意在于匡复王室,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!”众人敬服他的言行,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。没过多久,高祖来了,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,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,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。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:“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!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,不就是说他吗?”

  贞观二年,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、海陵王元吉,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。并向太宗上表说:“我等受命于太上皇,在东宫做事,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。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,得罪了百姓和神灵,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,担负罪过,但却没有如愿。陛下既往不咎,反而赐予官职,臣等怎样报答呢?陛下德义广播,道义超过历代国君,想着过去之情,能够明晓国家大义,展示骨肉间的深情,重新安葬二王。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,我们是二王旧臣,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,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,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,万事尽毕,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。瞻望墓地,希望在安葬的当天,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。”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,允许了他们。于是太宗下令,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。

  贞观五年,太宗对侍臣们说:“忠臣烈士,哪一个朝代没有呢?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?”王珪说:“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,见群贼乘机叛乱,于是到江都,向隋炀帝进谏,让他还师京城。炀帝不听劝告,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,炀帝大怒,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,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。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,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,独孤盛一人,抗拒而死。”太宗说:“屈突通为隋将,在潼关作战,听说京城陷落,便领兵向东逃窜。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,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,他就杀掉他的家奴。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,他却说:‘我蒙受隋朝任用,已经侍奉两代帝王。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,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,现在我们是仇敌。’于是拿箭射他儿子,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。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,只剩他一人。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:‘我承受国恩,担当统帅,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,导致今天的失败,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。’话没说完,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。太上皇授给他官职,他托病拒绝了。这种忠义操守,足堪嘉奖。”于是下令有关部门,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,上奏朝廷。

  贞观六年,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,对他说:“武德年间,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,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,不可以罢免我。我本性刚烈,如碰到挫折,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,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。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,所以将升迁你。”陈叔达回答:“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,是导致灭亡的灾祸,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,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?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。”太宗说:“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,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。”

  贞观八年,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,李弘节死后,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。太宗听了这件事,在朝堂上说:“此人在世的时候,宰相都说他清廉,今天既然这样,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?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,不可掉以轻心呀。”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:“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,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。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,又要治他的罪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自圣朝以来,为国尽忠,清廉谨慎,自始至终不改的,只不过是屈突通、张道源罢了。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,只有一匹不好的马,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,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。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,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,弘节死后,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,妻子卖掉珠宝首饰,并没有什么罪过。认为一个人清白,就什么都好;怀疑一个人不清白,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,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,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。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,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,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,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。”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:“这是我做事不好,没有思考成熟,说错了话,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,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。像屈突通、张道源的儿子,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。”

  贞观八年,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,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,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,太宗问房玄龄:“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,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。”右仆射李靖说:“关内道的事务重大,只有魏徵才行。”太宗严肃地说:“我要到九成宫,这也不是小事,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?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,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。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?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,太没有道理了。”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。

  贞观九年,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。一次,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,太宗对房玄龄说:“武德六年以后,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。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,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,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。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,不能用刑罚威胁他,真是国家的人才啊。”于是赐诗写道:“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,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。”萧瑀拜谢说:“承蒙你的训诫,赞许我的忠贞,我虽死犹生。”

  贞观十一年,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,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,亲自撰文祭奠他。房玄龄进言道:“杨震当年死得冤枉,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,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,与神一同拜祭他,这真是虽死犹生。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。拜读陛下的祭文,既感动,又欣慰。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,怎敢不勉励名节,知道为善终有好报。”

  贞观十一年,太宗对侍臣们说:“夷狄杀掉卫懿公,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,只留下他的心肝。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,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,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,今天要找到这类人,恐怕不容易了。”特进魏徵回答说:“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,想刺杀赵襄子,襄子抓获了他,对他说:‘你曾经在范氏、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,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,你于是投身智伯,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;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,这是为什么呢?’豫让回答说:‘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,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,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。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,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。’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,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?”

  贞观十二年,太宗游幸蒲州,下诏说:“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,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,他恪守忠义,尽忠臣节。虽然他明珠暗投,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,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,寒冬季节才显松柏。对隋朝来说,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。现在重蹈旧境,回忆往事,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。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,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。”

  贞观十二年,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:“梁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,有谁可以值得称道?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?”岑文本启奏道:“隋军攻入陈朝时,陈朝百官逃奔散离,没有留下来的,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。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,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,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。这样的父子,足可称为忠烈。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,现在做建昌县令,为官清廉,情操雅正,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。”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,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,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。

  贞观十五年,唐太宗下诏说:“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,阅读前朝史书,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,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,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,然而只能掩卷叹息!近代以来,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,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,就不要有所遗弃。周、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,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,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。”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,并予以抚慰。

  冯立,武德中为东宫率,甚被隐太子亲遇。太子之死也,左右多逃散,立叹曰:“岂有生受其恩,而死逃其难!”于是率兵犯玄武门,苦战,杀屯营将军敬君弘。谓其徒曰:“微以报太子矣。”遂解兵遁于野。俄而来请罪,太宗数之曰:“汝昨者出兵来战,大杀伤吾兵,将何以逃死?”立饮泣而对曰:“立出身事主,期之效命,当战之日,无所顾惮。”因歔欷悲不自胜,太宗慰勉之,授左屯卫中郎将。立谓所亲曰:“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,终当以死奉答。”未几,突厥至便桥,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,杀获甚众,所向皆披靡,太宗闻而嘉叹之。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,及杀敬君弘、中郎将吕衡,王师不振,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,叔方下马号泣,拜辞而遁。明日出首,太宗曰:“义士也。”命释之,授右翊卫郎将。

  贞观元年,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,慨然叹曰:“姚思廉不惧兵刃,以明大节,求诸古人,亦何以加也!”思廉时在洛阳,因寄物三百段,并遗其书曰:“想卿忠节之风,故有斯赠。”初,大业末,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,及义旗克京城时,代王府僚多骇散,惟思廉侍王,不离其侧。兵士将升殿,思廉厉声谓曰:“唐公举义兵,本匡王室,卿等不宜无礼于王!”众服其言,于是稍却,布列阶下。须臾,高祖至,闻而义之,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閤下,思廉泣拜而去。见者咸叹曰:“忠烈之士,仁者有勇,此之谓乎!”

  贞观二年,将葬故息隐王建成、海陵王元吉,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。上表曰:“臣等昔受命太上,委质东宫,出入龙楼,垂将一纪。前宫结衅宗社,得罪人神,臣等不能死亡,甘从夷戮,负其罪戾,置录周行,徒竭生涯,将何上报?陛下德光四海,道冠前王,陟冈有感,追怀棠棣,明社稷之大义,申骨肉之深恩,卜葬二王,远期有日。臣等永惟畴昔,忝曰旧臣,丧君有君,虽展事君之礼;宿草将列,未申送往之哀。瞻望九原,义深凡百,望于葬日,送至墓所。”太宗义而许之,于是宫府旧僚吏,尽令送葬。

  贞观五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忠臣烈士,何代无之,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?”王珪曰:“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,见群贼纵横,遂转骑远诣江都,谏炀帝,令还京师。既不受其言,后更涕泣极谏,炀帝怒,乃远使追兵,身死瘴疠之地。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宿卫, 宇文化及起逆, 盛惟一身,抗拒而死。”太宗曰:“屈突通为隋将,共国家战于潼关,闻京城陷,乃引兵东走。义兵追及于桃林,朕遣其家人往招慰,遽杀其奴。又遣其子往,乃云:‘我蒙隋家驱使,已事两帝,今者吾死节之秋,汝旧于我家为父子,今则于我家为仇雠。’因射之,其子避走,所领士卒多溃散。通惟一身,向东南恸哭尽哀,曰:‘臣荷国恩,任当将帅,智力俱尽,致此败亡,非臣不竭诚于国。’言尽,追兵擒之。太上皇授其官,每托疾固辞。此之忠节,足可嘉尚。”因敕所司,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。

  贞观六年,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,因谓曰:“武德中,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,明朕有克定大功,不可黜退云。朕本性刚烈,若有抑挫,恐不胜忧愤,以致疾毙之危。今赏公忠謇,有此迁授。”叔达对曰:“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,以致灭亡,岂容目睹覆车,不改前辙?臣所以竭诚进谏。”太宗曰:“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,实为社稷之计。”

  贞观八年,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,及身殁后,其家卖珠。太宗闻之,乃宣于朝曰:“此人生平,宰相皆言其清,今日既然,所举者岂得无罪?必当深理之,不可舍也。”侍中魏征承间言曰:“陛下生平言此人浊,未见受财之所,今闻其卖珠,将罪举者,臣不知所谓。自圣朝以来,为国尽忠,清贞慎守,终始不渝,屈突通、张道源而已。通子三人来选,有一匹羸马,道源儿子不能存立,未见一言及之。今弘节为国立功,前后大蒙赏赉,居官殁后,不言贪残,妻子卖珠,未为有罪。审其清者,无所存问,疑其浊者,旁责举人,虽云疾恶不疑,是亦好善不笃。臣窃思度,未见其可,恐有识闻之,必生横议。”太宗抚掌曰:“造次不思,遂有此语,方知谈不容易。并勿问之。其屈突通、张道源儿子,宜各与一官。”

  贞观八年,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,畿内道未有其人,太宗亲定,问于房玄龄等曰:“此道事最重,谁可充使?”右仆射李靖曰:“畿内事大,非魏征莫可。”太宗作色曰:“朕今欲向九成宫,亦非小,宁可遣魏征出使?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,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。公等能正朕不?何因辄有所言,大非道理。”乃即令李靖充使。

  贞观九年,萧瑀为尚书左仆射。尝因宴集,太宗谓房玄龄曰:“武德六年已后,太上皇有废立之心,我当此日,不为兄弟所容,实有功高不赏之惧。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,不可以刑戮惧之,真社稷臣也。”乃赐诗曰: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。”瑀拜谢曰:“臣特蒙诫训,许臣以忠谅,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。”

  贞观十一年,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,伤其以忠非命,亲为文以祭之。房玄龄进曰:“杨震虽当年夭枉,数百年后方遇圣明,停舆驻跸,亲降神作,可谓虽死犹生,没而不朽。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。伏读天文,且感且慰,凡百君子,焉敢不勖励名节,知为善之有效!”

  贞观十一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狄人杀卫懿公,尽食其肉,独留其肝。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,自出其肝,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。今觅此人,恐不可得。”特进魏征对曰:“昔豫让为智伯报仇,欲刺赵襄子,襄子执而获之,谓之曰:‘子昔事范、中行氏乎?智伯尽灭之,子乃委质智伯,不为报仇;今即为智伯报仇,何也?’让答曰:‘臣昔事范、中行,范、中行以众人遇我,我以众人报之。智伯以国士遇我,我以国士报之。’在君礼之而已。亦何谓无人焉?”

  贞观十二年,太宗幸蒲州,因诏曰:“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,往在大业,受任河东,固守忠义,克终臣节。虽桀犬吠尧,有乖倒戈之志,疾风劲草,实表岁寒之心。爰践兹境,追怀往事,宜锡宠命,以申劝奖。可追赠蒲州刺史,仍访其子孙以闻。”

  贞观十二年,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:“梁、陈名臣,有谁可称?复有子弟堪招引否?”文本奏言:‘隋师入陈,百司奔散,莫有留者,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。王世充将受隋禅,群僚表请劝进,宪子国子司业承家,托疾独不署名。此之父子,足称忠烈。承家弟承序,今为建昌令,清贞雅操,实继先风。”由是召拜晋王友,兼令侍读,寻授弘文馆学士。

  贞观十五年,诏曰:“朕听朝之暇,观前史,每览前贤佐时,忠臣徇国,何尝不想见其人,废书钦叹!至于近代以来,年岁非远,然其胤绪,或当见存,纵未能显加旌表,无容弃之遐裔。其周、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,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,宜令所司具录奏闻。”于是多从矜宥。

  贞观十九年,太宗攻辽东安市城,高丽人众皆死战,诏令耨萨延寿、惠真等降,众止其城下以招之,城中坚守不动。每见帝幡旗,必乘城鼓噪。帝怒甚,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,以攻其城,竟不能克。太宗将旋师,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,赐绢三百匹,以劝励事君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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